邮政邮费上涨是促改革还是另有隐情？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国家邮政局日前联合发出通知，决定自6月15日起，上调信函、明信片业务资费。由于十多年来，邮政系统为了打破机构臃肿、效率低下、经营困难等困局，改革动作和力度固然不小，如实行政企分开，将监管部门和业务部门分家，邮政分业经营，机构调整、减员增效等，但是，比所有这些改革措施更频繁、更激烈的手段，仍然是涨价。难道，邮政行业改革的同时，资费上调的步伐仍需这么频密、幅度仍需如此猛烈吗？
　　调价是与国际接轨还是饮鸩止渴？
　　从外国邮政改革的效果看，那些积极打破邮政垄断、在邮政业内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国家的邮政运行效率最高，效益最好。而市场化改革滞后的国家，如美国、日本等国的邮政反而陷入了经营困境。靠竞争而不是靠保护来发展邮政，已成为国际潮流。
　　1990年亏损达4亿欧元的德国邮政，通过管理层积极改革和业务重组，通过裁减冗员等措施有效降低成本，在实现盈利的情况下成功上市，然后通过购并等将业务扩展到速递、物流、采购等领域，如今已成长为年利润30亿欧元，可以挑战UPS、联邦快递等巨头的跨国公司。
　　看来，一些西方国家邮政改革的成功，并不是依靠频繁地上调资费换取的，相反，是在大力加强自身改革、切实有效地降低成本，并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，大力推广应用技术创新成果，全力拓展新兴业务等多方面措施综合努力下才取得成功的。
　　邮政资费不断大幅上调的时候，也正是我国包括民航、铁路及其他各类快递公司业务飞速成长的时候。在业务网络覆盖没有明显增加、总体服务水平没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，邮政资费却一路飙升，本来就日渐萎缩的信函等邮政主体业务量，会不会雪上加霜？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邮政资费调整历程
　　自建国初到1990年的40多年里，我国的邮政资费几乎没有变动过。而从1990年至今的16年里，邮政资费调整的步伐则一直没有停止，算上这一次，较大规模的上调先后有六次。
　　第一次在1990年，国务院批准对国内邮政及其他相应业务资费进行上调，邮政总体资费水平较调整前上涨150％；
　　第二次在1996年12月1日，邮政资费再次上调，总体水平又较调整前上涨150％；
　　第三次则是在1999年3月1日，国家邮政局又一次上调资费标准，本埠信函较以前上涨40％，达每件（100克内，下同）0.60元，外埠上涨60％，达每件0.80元，明信片资费上涨50％，挂号费上涨100％；
　　第四次，2004年1月1日起，国家邮政局将国内邮件挂号费从2元调为3元，据称是参照了万国邮联测算的全球挂号函件国内处理费成本（每件5.5元）；
　　第五次始于今年1月1日，中国邮政又对国内印刷品邮资上调，涨幅最高达30％。
　　而最新的这一次调整，涨幅又超过30％。
　　回顾十多年来邮政资费调整历程，可以看出几大特点：
　　一是国内业务资费节节攀升，国际业务资费则步步下调。2000年7月1日，中国邮政全面下调国际邮政特快专递业务EMS资费标准和寄往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印度尼西亚、越南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空和水陆路邮政包裹资费标准，国际邮政特快专递业务资费平均降幅为10％，其中寄往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国家的资费降幅达20％以上，邮政包裹资费平均降幅约为30％。2004年1月1日起，国家邮政局又一次对部分国际业务资费下调，调整后国际信函总体资费水平下降5％-8％，部分区域资费降幅达到30％。
　　二是非竞争性业务涨幅超过竞争性业务，主体业务资费涨幅又超过附加业务。应该说，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信函业务，资费上涨得比邮政储蓄、EMS、物流、邮票、报刊发行等要快；尽管挂号费等附加业务资费一再翻番，但是相比起普通信函、印刷品等主体业务而言，仍然是小巫见大巫。
　　三是上调时间间隔越来越短：从第一次上调到第二次间隔6年，第二次到第三次则3年不到，第四次到第五次仅间隔了2年，而年初到现在的这次仅仅过了几个月。
　　四是每次上调幅度都远远超过同期通货膨胀率、消费品价格上涨速度和城乡居民年收入增长速度，比起铁路、民航、快递公司等业务资费上涨速度，邮政资费涨幅更是遥遥领先。经过这一轮上调，邮政资费总体上是1990年首次调整前的15到20倍，众所周知，无论是通货膨胀指数、消费品可比价格还是居民年收入以及相关行业资费，相比1990年都不可能达到如此比例。
　　五是每一次资费调整方案事前都未经过征求民意、价格听证等程序，都是由邮政系统与价格主管部门联手突击、公布了事。
　　上涨促改革还是改革促上涨？
　　据媒体报道，早在2004年，我国邮政就已实现赢利，此前一年，国家财政已停止对其补贴。在此情况下，国家价格主管部门仍然批准中国邮政频频上调资费标准，所谓“缓解邮政行业经营困难”的目的，还站得住脚吗？
　　难道，国家批准邮政改革的惟一目的就是“断奶”、赢利吗？更何况，邮政行业总体上已经实现赢利。就算答案是肯定的，从“理顺邮政资费结构”考虑，包括普通信函在内的邮政主体业务，不仅仅承担着为企业盈利的功能，还担负着千百年来一直延续至今的交流融通等社会公益功能，关乎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，物价主管部门是否应该从公共利益角度出发，抑制其过猛过快的增幅呢？
　　而且，通过邮政储蓄、EMS、物流等业务的盈利，来弥补信函等担负公益功能的业务亏损，既是国外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，也是我国目前改革的着力点和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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